楊海英《沒有墓碑的草原》，此書就以這十四位蒙古人的故事為軸心，從他們的人生命運伸展開去，從而透視出整個民族的命運。最讓讀者驚心的，是作者記錄的一些蒙古族女性慘死的事例。如曾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的蒙古女牧民霍蘭受盡凌辱而死，曾任自治區婦聯主任的烏蘭在暴力拷打至殘後惡化成癌症，端莊賢淑的白玉蘭被輪姦後遭到殺害……。

當波蘭流亡詩人米沃什在巴黎出版《被禁錮的頭腦》一書時，幾乎沒有人相信他所描寫的內容。那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蘇聯作為外族強權對波蘭人的殘暴奴役和壓迫，尚未為世界所知曉。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米沃什，一度被人視為“瘋子”。

現在我手裡也捧著這樣一部書稿──《沒有墓碑的草原》。人都有趨樂避苦的傾向，我艱難地閱讀這部驚心動魄而又令人痛苦的著作。此書真實地揭示出文革那個噩夢般的時期，成千上萬的蒙古人是怎樣被中共大漢族主義者統治的“偉大祖國”所吞噬。

原本豐美的內蒙大地，漸漸失去了它鮮艷的色彩，而代之以一幅幅黑白色的悲哀畫卷：黑色是內蒙文革大屠殺的恐怖記憶，白色是無數受難者的骨骸。四十多年前內蒙民族的苦難命運，像尖銳的錐子一樣刺痛我的心靈。面對這一部活生生、血淋淋的內蒙民族史，身為漢人的我們無權選擇失憶，我們只能在心靈震撼之後，去和蒙古族的作者一起反思，去探尋這段歷史，追究造成這慘絕人寰悲劇的制度性根源。

命運交給一個五歲男孩的角色

內蒙大草原上沒有墓碑。用文字為上世紀六十年代“內人黨”受難者鑄刻一座精神墓碑的，是出身於內蒙古鄂爾多斯的日本靜岡大學教授楊海英。二○一一年，楊海英教授在日本大阪接受第十四屆“司馬遼太郎獎”，獎勵他“如實地記錄了文化大革命中在內蒙古發生的迫害屠殺原住民族蒙古人狀況”。在楊海英的微笑後面，是內蒙的蒙古族人從未痊癒的深重創傷。

這部《沒有墓碑的草原》的寫作，源自一個五歲小男孩的遭遇。童年的楊海英家門前有一條大路，那是烏審旗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的文革動亂時期，那條大路成了一條“亡靈回家之路”，絡繹不絕的蒙古人帶著他們被殺害的親人的遺體、遺骨，悲傷地回鄉歸葬，路過楊海英的家，大都要寄宿一晚。楊海英的母親板瓦爾按照蒙古民族相互濟助的傳統習俗，滿心悲愴地接待來自各地的同胞路人。

五歲的小男孩不僅親眼目睹了眾多同族人的無妄之災，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也是內蒙文革的受害者。楊海英的父親在文革中被劃分成“剝削階級牧主”，因恐懼被逮捕入獄而逃亡。高齡的祖母被揪去日夜接受“群眾批鬥”。母親和幼小的他被驅趕出家門，寄身於破舊的倉廩。

正如米沃什的詩句：“我怎能生活在這個國家/在那裡腳會踢到/親人未曾掩埋的屍骨?”從小就成為民族與政治雙重的賤民，楊海英深感蒙古人就像是待宰的“春天的羊羔”。一九八九年三月他赴日本留學，後畢業於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綜合研究大學研究生院博士課程。從二○○四年起，楊海英任日本靜岡大學人文學部教授，主要研究蒙古民族學。

楊海英以研究本民族的苦難歷史為終身使命。他採訪了許多內蒙古歷史的見證人，留下作為見證的第一手資料，用以探索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文化大革命對蒙古人的大屠殺中的人道犯罪問題。

在接受該書的漢語譯者之一的劉燕子女士採訪時，楊海英介紹說：“拙書的寫作前後穿越的二十餘年的光陰隧道，從一九九一年，母親同我聊家常開始，到二○○四年採訪親歷者百餘人。漸漸地草原上的父老鄉親們知道了我在做這方面的見證記錄，紛紛向我提供信息，比如上訪材料、家人照片、平反書、殘疾證明，甚至親人的遺物。每次回到家鄉，他們或主動上門、或通過親人朋友等多種途徑向我提供資料。採訪的方式不一，有的我直接拜訪，有的到第三者提供的場所，總之，在他們認為相對安全，能夠說話的地方。直到當局風聲鶴唳、杯弓蛇影。”

14人的故事透視整個民族命運

那是一個罪惡罄竹難書的時代。幾乎每一個蒙古人的家庭都有被捕被害的親人。楊海英在他周圍的親友中，找不到沒有在文革受過迫害的蒙古人。他在長期的田野調查中採訪過很多倖存者，該書重點介紹的是其中的十四位，這些人代表內蒙文革中各個階層和不同派別。

這十四位蒙古人，除了楊海英的母親之外，還有：曾任烏蘭察布盟副盟長的圖布信，曾任內蒙古自治區宣傳部副部長的特古斯，蒙古族名醫金久斗，師範學院的蒙古人造反派哈拉夫，內蒙師院教授林色，草原造反派忽日勒巴特爾，鄂爾多斯蒙古貴族家庭出身的奇琳花，蒙古大學黨委副書記、著名的蒙古學者俄尼斯，原圖克公社書記策·哈斯畢力格圖，失去全家親人的其莫斯仁，革委會主任額爾德尼，“抗日作家”烏蘭巴干，“延安派”幹部奇治民。

這十四位蒙古人有著不同的歷史背景、身份地位。他們中有當年的滿洲國東渡日本留學的民族精英，有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進入延安民族學院的蒙古族青年，有出身於蒙古貴族王公之家，有跟隨共產黨鬧革命的土改幹部，有在文革中當了造反派進入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著名作家詩人，有的只是普通牧民。

無論這些人的背景、立場如何迥異，他們都是蒙古人，都在文革中遭受了厄運。其中不少人被以“內人黨”、“右派分子”、“日奸”、“蒙特”、“烏蘭夫的走狗”等各種罪名拘捕監禁、嚴刑拷打，在肉體和精神上飽受摧殘。作為死裡逃生的倖存者，他們在遲暮之年給作者敘述了自己刻骨銘心的往事。此書就以這十四位蒙古人的故事為軸心，從他們的人生命運伸展開去，從而透視出整個民族的命運。

最讓讀者驚心的，是作者記錄的一些蒙古族女性慘死的事例。如曾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的蒙古女牧民霍蘭受盡凌辱而死，曾任自治區婦聯主任的烏蘭在暴力拷打至殘後惡化成癌症，端莊賢淑的白玉蘭被輪姦後遭到殺害……。

楊海英的母親曾傷感地告訴兒子說：“我們蒙古人的命如草芥，命如螻蟻啊!”著名的蒙古學者俄尼斯在接受楊海英採訪後指出：“中國的政治運動是一架巨大的陰謀絞肉機，幾乎所有人都捲入進去，都被它慘烈地絞成肉末。”

每一份記憶都揭示大屠殺原因

然而，為什麼如此慘烈的大規模屠殺會發生在內蒙古呢?此書中的每一個故事情節、每一份回憶，每一次討論，都是答案的組成部分，都從不同角度揭示了大屠殺之根源。例如曾參加過造反組織的林色說：

“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從內蒙開始的。內蒙在全國率先被捲入了這場政治漩渦。日趨激烈的中蘇對立中，毛澤東早就考慮到與‘蘇蒙二修’不可避免地終將一戰，雙方在邊境線陳兵百萬。毛澤東是一個疑心重重、杯弓蛇影的人，當然他事先要肅清缺乏忠誠心的內蒙人，先下手為強，除去心腹之患。內蒙距離北京僅幾百公里之遙，與‘二修’陸地接壤，打起仗來，內蒙為戰略要塞之地。”

除了從地政學角度分析這場大屠殺之外，被採訪者還揭露了一些漢人的言論，證明文革中對蒙古人的殺戮既由於中共的極權主義政治，也源於漢人對蒙古人根深柢固的民族歧視。例如，曾直接指揮屠殺的原錫林郭勒軍分區司令員趙德榮說“我見蒙古人就噁心，把錫盟老懞古全挖光了，在全國也是一小撮。”哲里木盟軍分區司令員趙玉溫說：“把蒙古人百分之百打成內人黨沒錯，這些家夥死幾個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內蒙古地質勘探隊革委主任李國道提出的挖肅口號是：“一網打盡蒙古佬!”書中哈斯畢力格圖作證說，在內蒙“挖肅”運動中充當打馬前卒的漢人，還返回陝西呼朋喚友，搶佔蒙古人的土地。這就揭示了內蒙大屠殺的另一原因：攫取土地。

楊海英在著作中搜集了大量的中共文件。即使是承認“肅清內人黨擴大化了”的中共總理周恩來，也基本上肯定內蒙屠殺：“內人黨有沒有?有。是有根子的，只是沒那麼多，有老的，有新的……，內人黨同外蒙接觸的，是反革命。”

漢人的良知與該書的爭議性

《沒有墓碑的草原》中文版於今年十一月一日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楊海英在書中多次提到錫伯族學者吳迪(筆名啟之)的貢獻：“北京電影學院的吳迪教授曾是從北京下放到內蒙古的知識青年，他的《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記錄土默特左旗北什軸公社的‘挖肅’之慘烈實態。”

這部作者含辛茹苦撰寫的著作，誠實記錄了一個民族被凌辱、殺戮的過程，承擔了揭露傷口、書寫痛苦的責任，為一個黑暗時代填補了歷史空白，是一部獨一無二的、不可多得的珍貴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