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移民工程对蒙古族生活文化的冲击
2010年4月11日 星期日
草原游牧文化的历史冲击
内蒙古大草原并非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尤其是近四五百年，大量移民的入侵及受农耕文化的影响，草原游牧文化的原始形态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
移民不仅增加了内蒙古大草原的人口压力，更重要的是，这些移民还将农耕文化一并带入了内蒙古大草原，和草原游牧文化不断碰撞。据历史记载，明朝和清朝期间，有大量的农民移入内蒙古，他们在大草原上垦荒种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内蒙古为解决周边地区的困难或者说是全国之困难，国家允许东北三省，华北四省，南方诸省及宁夏、甘肃等西部地区迁入内蒙古，这一历史时期，内蒙古增加人口约600万。这种大量的汉民移入，不仅增加了人口压力，更重要的是不断改变蒙古族的原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产生活方式，种植业不断兴起，千百年来蒙古族用来进行畜牧业生产的草地遭到破坏。
20世纪80年代牧区实施的“草畜双承包”政策是效仿农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制定的，而这一政策的实施，是蒙古民族由游牧转变为半游牧或定居的巨大转折点，素以游牧而闻名的时代从此成为历史。蒙古民族游牧生产方式的结束，从很大程度上阻断了游牧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发展，但是，蒙古人仍然生活在这片虽然已经退化了的大草原上，从事着与他们的祖先方式不同的生产活动，饮食种类、习俗、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仍有部分的保留和体现。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草原巨变
近些年，无论是科学研究、新闻媒体都在不断的报道内蒙古草地退化、沙化的惊人消息，也因此内蒙古大草原也就背负上“沙尘暴之源”的罪名，事实上内蒙古是受沙尘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而这一点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
草地退化的主要缘由是草地超载，超载有源于人口过多，而“草畜双承包”的产物“围栏”又无形地加剧了草地承载强度。在典型草原地区，大面积的草地退化主要表现在植物种类减少、矮化，地面裸露，生产力下降；沙地植被减少，流沙横溢。而这种恶劣的环境，给当地的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同时，频繁的自然灾害每年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锡林郭勒盟“围封转移”战略
为切实保护锡林郭勒草原生态环境，2001年，锡林郭勒盟提出“围封转移”战略，即通过围封禁牧、春季休牧、划区轮牧等措施，保护和恢复草原植被。在全盟生态环境极度恶化、已失去基本生存条件的地区，实施生态移民，对迁出区草场进行围封禁牧；对植被有一定再生能力的地区实行春季休牧或划区轮牧；农区大力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因此，近些年在各地都相继出现了生态移民的踪影。截至2005年，锡林郭勒盟有9049户40250人告别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 曾经美丽富饶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成为生态移民。
解读生态移民的内涵
移民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古老话题，中国移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里。中国的移民大致可以简略地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先秦黄河中下游方向移民期；秦国统一至两宋时期从黄河中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由北向南的移民期；元明清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移民期及近代沿边多方向移民期。这些移民都属于生存移民，其目的是为了找到可以生存居住的地方，在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生存移民也很多，主要的两次是明朝以后至清朝末期，另一次是建国初期，这两次移民过程是大量的汉族人口迁移到草原上使农耕文明逐渐渗透到草原上，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的几次草原大开垦也与汉族人口的迁入有密切的关系。
生态移民和普通意义上的移民有所不同，它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加快脱贫步伐将农牧民迁移到生态与环境较好的地方，这是我国近年来所实施的生态保护策略之一。内蒙古生态移民的基本思路，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兼顾经济实力、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环境保护四个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实施围封转移战略，必须遵照三个原则：(1)迁出地已经恶劣到人们不可生存；(2)迁入地必须具备生存的条件，或者适于人类生存的条件；(3)迁移过程中移民从心理上、生活习惯上都应该能够适应一个转变过程。
新兴的“奶牛村”
锡林郭勒盟近几年由于实施“围封转移”战略，在各城镇边建立起了许多移民新村，这些新村以饲养奶牛而著称，因此又叫“奶牛村”。
奶牛村的村民大都是来自牧区的牧民，他们告别世代生活的草原，举家搬迁来到城镇边缘，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的生产。
移民新村实施统一建设规划，住房由国家补助和个人补贴，每户牧户集资2500元(正蓝旗桑根达来苏木)或者8000元(锡林浩特市)，其余费用由国家补贴，这样牧民可以分到2间砖瓦房(按户分配，不管每户有多少人)。
移民新村的生产活动主要饲养奶牛，牧民从牧区走进移民村后，告别了放牧，由个人出资(3000元)，国家贷款(15000元)，政府统一采购奶牛。新村的村民们每户一般有2~3头奶牛，也有仅有一头的，奶牛头数多的可以达到10头或者50头。
移民后，牧民原来的草地处理情况各地均有不同。在正蓝旗桑根达来苏木移民新村的村民，仍然拥有草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能够在原来的草场上居住和放养牲畜，但是可以进行打草。而在锡林浩特市，政府给他们很少的补贴，便把草地收归。
新村村民说“在这里生活没有以前好”
移民新村的村民们普遍反映“在这里生活没有以前好”。当然，这种感觉并非没有根据，他们充足的理由和亲身的体会让我们对他们的说法没有任何怀疑。
第一，生活空间狭窄了，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他们生活在牧区的时候，每家少说也有几百亩草地，而今，他们生活的空间仅有两间房子和一个棚圈，总共加起来不到一百平方米，在辽阔的草原上祖祖辈辈生活，他们在草原上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开阔、坦荡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与脾性，来到新村，自然会感觉到空间的狭小和生活的压抑，这种无形的束缚，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种折磨。
第二，生活环境嘈杂了。过去他们生活在牧场里，少则几百亩大则几千甚至上万亩草地中仅有一户人家，他们从事牧业生产，在宽阔的空间里只有牛马羊的欢歌而没有汽车、工厂带给他们的嘈杂。
第三，邻里关系难处了。在牧区，他们生活的空间大，一个家庭和另一个家庭之间的距离比较远，除了有牲畜侵犯边界偶尔会产生邻里矛盾之外，一般不会因生活琐事造成邻里关系的紧张。而来到新村之后，生活空间的急剧减小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两家虽没共处一室，但是共用一堵墙。邻里间的生产生活琐事由于“距离”的拉近，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为了避免冲突，他们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难怪很多人说自己过得累。
第四，生活节奏紧张了。在牧区，他们从事放牧生产，每天将牲畜(牛和羊为主)从圈里放出，牲畜自己就去吃草了，基本不需要人去管，牧场有网围栏，牲畜也不会走丢，而且到了晚上赶上头羊，它们自然就回到棚圈了。除了喂养简单之外，饲养的蒙古羊疾病少，防疫也简单。而如今养了奶牛，每天要给它们定时喂料、赶着牛去站上(挤奶站)挤奶，而且，奶牛比羊“娇气”，容易得病。总之，对于他们来说，养两头奶牛比养1000只羊累得多，他们不习惯这种生活节奏，很无奈。
第五，感觉生活开支大了。在牧区，他们的日常消耗主要来源于牲畜，比如燃烧的是羊砖，投资很小却永久可用的风力发电，吃的以肉食为主，花钱买蔬菜时候很少，廉价的砖茶和自己家挤得牛奶就能制作出营养丰富、味美可口的奶茶等等，习惯了自给自足的牧场生活的牧民如今进了城，这一进城不要紧，电费每月上了百，牛羊不能宰杀了，想吃还要买商品肉，燃料由粪变成煤，燃烧能量高了，钱也得出腰包了……
第六，吃得不如以前好。在牧区生活，他们每年可以宰杀自己的牲畜，富裕的牧户每个人拥有的羊肉量可达10只，每户宰杀一头牛，除此之外，牛奶以及奶食品也很多，除了自己消费，还可以把传统的、纯正的白食送给亲戚朋友、贵宾高客。再看新村的村民，他们没有了全部的羊，吃肉需到城里买，一掏腰包就心疼，只能买点蔬菜凑合着过。
第七，手紧没有余钱花。在牧区，他们每年都出售羊羔，生产投入比较少，每年都有结余。可是到了奶牛村，形势就大变样了。村民核算着卖奶钱勉强能够给奶牛买饲料的，这还得遇上好奶牛(当年下了犊，挤奶量每天在40斤以上)，一旦倒霉，遇上病牛、不下犊的或者产奶少的，眼看着钱往火坑里扔。
第八，村民有贷款，心理负担重。这些移民来到新村的时候，购买每头“黑白花”贷款15000元，他们在牧区，自给自足还有结余，而如今，刚进新村，就背上了欠债的包袱，他们心里总惦记贷款的事，因为移了几年大部分人没得钱挣，国家贷款要到期还不了贷款怎么办。
第九，生活困难，打工也难。这些人举家搬迁到城镇边缘，两三头奶牛一个人照顾是忙了些，但是为了生计，有些人准备去城镇打工，试过之后，才知打工难。他们大都来自牧区，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没有，汉语言也不太好，这样来到城里，也只能做些体力活。问题又随之出现，体力活城里没得干，即使干了活好多都不给钱，他们无奈，也不知怎么办。还有，即使有合适的工作，他们习惯了牧区自由自在的生活，来到城里被约束，有些不习惯，加上豪放的自然脾性，冲突事件常常发生。
第十，好客之情难以述表。蒙古人热情好客是公认的美德，在牧区，他们招待客人是有规矩的，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重，其中除了语言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通过饮食礼节来表达。如今，移到“奶牛村”的那些蒙古人，生产、饮食发生重大的变化，贵客登门，他们再也无法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礼节表达他们敬客的心意。
当然，新村的村民们不喜欢现在的生活，理由多多，他们眷恋家乡，思念曾经美好的家园，向往那里和谐安宁，怀念那里的祖祖辈辈留给他们的一切……
改变的背后
蒙古族牧民世世代代的从事牧业生产，在历史的冲击中，定居代替了游牧，给游牧文化带来了重大的创伤，但是，在蒙古人身上仍然可以找到传统游牧文化的踪影，因为他们是蒙古人，流着蒙古民族的血，虽然告别了游牧，可是仍然还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吃得是肉，喝的是奶和茶，在那片土地上可以去体味祖辈们的生活，品味祖先们留下来的传奇故事，尊崇祖先们的宗教信仰。
文化离不开生产生活，它是在生产生活中不断积累沉淀的产物，脱离开生产生活的文化要么被扭曲，要么就在沉默中消逝，远离曾经孕育他们的土地，作为历史的曾经或者神话，风俗与美德只能被传唱而无法世代传承。
草原游牧文化的产生、发展及传承与游牧生产、蒙古民族以及他们生活的大草原休戚相关。在近代历史的碰撞中，草原游牧文化不断的遭到冲击，但是，哪次冲击都没有像生态移民这样彻底。游牧变成定居，富有生态哲理的生产方式只能记载在历史的一页上，蒙古人虽然不能游牧了，但是，他们仍然在那片土地上从事着与他们的祖先相似的生产活动——畜牧业生产，离他们生活最近还是牛马羊和茫茫无际的草原，他们的生活、习俗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吃的仍然是肉，喝得仍然是奶和茶，信仰的仍然是“天”和“地”，他们沿袭着祖先的脚步，承载着祖先的文化在蹒跚。
如今，牧民变成了新村的村民，身份的改变表达了一切，他们虽然还向往大草原上奔马走将的生活，怀念饮酒吃肉的情趣，但是，这一切已经不能从头再来。他们的生产方式、生产对象彻底发生了改变，生活环境已经不再是草原，吃的、喝的、用的也被迫因为生产对象与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粗放的牧业生产被近似于精细的农业生产所代替，这种替代，是一种彻底的、无奈的代替，没有任何选择。这种改变不只是蒙古人生产、生活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在改变中不断受到冲击。
无法阻抑的冲击波
草原游牧文化千百年来在生活在大草原上的蒙古人中间世代传承，就像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经久不衰。生态移民工程改变了蒙古人的生活环境，这一过程和结果，剥离了蒙古人与大草原的关系，远离草原、远离放牧的蒙古人，是否能够一如既往地把草原游牧文化传承给他们的子孙，这将留给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
信仰找不到实体，图腾又成神话。信仰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支柱，是蒙古族人民千百年来与自然和谐的最具权威的法则，对“天”和“地”的崇拜和尊重，是草原游牧文化得以形成、发展的动力源泉。原始的蒙古人，用“山”、“水”和“木”来替代无形的“天”和“地”，把尊重“天”和“地”延展到对自然生灵的尊重和保护。而如今，牧民变成了村民，离开了祖先文化传播的自然环境——美丽富饶的草原，对“天”和“地”的崇敬又会加载到哪里，没有实体的信仰又怎么延续，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思考和质疑。
蒙古人敬天地的另一种表达就是祭祀山神——敖包。在他们生活的地方，不远就会有敖包，祭祀敖包是蒙古人非常隆重的事情，直至今天，那些蒙古“村民”都会坚定的说“祭祀敖包试探们永远都不会丢掉的事情”，然而，他们也会叹息的说，过去祭祀敖包非常隆重，每家都捐送牛羊，而现在，没了牛、没了羊，只能捐上点钱了，没有以前热闹隆重了，而且现在有些蒙古人居住的新村离原来生活的地方比较远，养奶牛也很忙，到了祭祀的时候，如果有时间还是会一家出个人参加的，如果实在脱不开身，也就不去了。就这样，一种信条，一种坚定的信条，将在这种无奈中不断遭到冲创，我们不敢肯定的说这一代会被冲创出什么结果，但可以推断的是，祭祀敖包的传统蒙古文化对于他们的后代来说也许只能成为传说。
马背民族——蒙古族，和马有着深厚的感情，马在蒙古族人的生产生活以及蒙古人创造辉煌历史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在奶牛村几乎看不到一匹马，“马上行国”的历史会因为马的消逝而中断，“马上行国”创造的游牧文化，是否也会因为马的消逝而逐渐远离蒙古人呢？
草原文化艺术，因为有草原而生，有草原而传唱，有草原而令人向往。勤劳勇敢的蒙古人与草原和谐相处，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草原文化艺术，在草原上每个蒙古人都是好歌手，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留有蒙古人的血脉，更重要的是茫茫草原与草原上驰骋的骏马赋予了他们深厚的情感，像著名歌唱家拉苏荣说，“长调是草原上的歌，是马背上的歌离开草原是找不到长调感觉的，如果只有坐在沙发上的感觉，没有骑在马背上的感觉，是体会不到长调意境的”。
总之，草原、河流、骏马、羊群、蒙古包、敖包、长调……共同构建了一个和谐的天堂，蒙古人曾经在这个天堂纵意驰骋奔翔，骏马驮带着马背民族的时代子孙，追赶着羊群游荡在锡林河畔，悠久的历史沉淀下无比灿烂的辉煌。如今的蒙古族移民，无奈的远离自己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地方，草原、河流、骏马、羊群、蒙古包、敖包只能化作曾经的记忆在心头思念回荡。他们，只有一个梦想，有那么一天回到生我养我的家乡。
历史留有我们的遐想
社会是不断进步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阻抑的历史潮流。在中国北方广阔的草原大地上，以牧业生产为主的民族——蒙古民族，以及他们千百年来创造的草原文化正在遭受新的挑战。草原退化、土地沙化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一历史责任并不能全部归罪给我们勤劳勇敢的蒙古人。
保护传统游牧文化势在必行，这不但是科学家们的呼唤，更是蒙古民族的呼唤。一种文化的保护，不仅仅是作为历史的记载，永远陈列在博物馆里，让后代子孙瞻仰、感叹。草原游牧文化来自生产、生活，是保护草原的最好法则，我们不但要保护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发挥民族文化对保护内蒙古大草原的积极作用，让这样悠久而又优秀的文化不断地在蒙古民族的血统里、在大草原上传承和发展。
内蒙古大草原并非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尤其是近四五百年，大量移民的入侵及受农耕文化的影响，草原游牧文化的原始形态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
移民不仅增加了内蒙古大草原的人口压力，更重要的是，这些移民还将农耕文化一并带入了内蒙古大草原，和草原游牧文化不断碰撞。据历史记载，明朝和清朝期间，有大量的农民移入内蒙古，他们在大草原上垦荒种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内蒙古为解决周边地区的困难或者说是全国之困难，国家允许东北三省，华北四省，南方诸省及宁夏、甘肃等西部地区迁入内蒙古，这一历史时期，内蒙古增加人口约600万。这种大量的汉民移入，不仅增加了人口压力，更重要的是不断改变蒙古族的原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产生活方式，种植业不断兴起，千百年来蒙古族用来进行畜牧业生产的草地遭到破坏。
20世纪80年代牧区实施的“草畜双承包”政策是效仿农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制定的，而这一政策的实施，是蒙古民族由游牧转变为半游牧或定居的巨大转折点，素以游牧而闻名的时代从此成为历史。蒙古民族游牧生产方式的结束，从很大程度上阻断了游牧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发展，但是，蒙古人仍然生活在这片虽然已经退化了的大草原上，从事着与他们的祖先方式不同的生产活动，饮食种类、习俗、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仍有部分的保留和体现。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草原巨变
近些年，无论是科学研究、新闻媒体都在不断的报道内蒙古草地退化、沙化的惊人消息，也因此内蒙古大草原也就背负上“沙尘暴之源”的罪名，事实上内蒙古是受沙尘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而这一点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
草地退化的主要缘由是草地超载，超载有源于人口过多，而“草畜双承包”的产物“围栏”又无形地加剧了草地承载强度。在典型草原地区，大面积的草地退化主要表现在植物种类减少、矮化，地面裸露，生产力下降；沙地植被减少，流沙横溢。而这种恶劣的环境，给当地的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同时，频繁的自然灾害每年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锡林郭勒盟“围封转移”战略
为切实保护锡林郭勒草原生态环境，2001年，锡林郭勒盟提出“围封转移”战略，即通过围封禁牧、春季休牧、划区轮牧等措施，保护和恢复草原植被。在全盟生态环境极度恶化、已失去基本生存条件的地区，实施生态移民，对迁出区草场进行围封禁牧；对植被有一定再生能力的地区实行春季休牧或划区轮牧；农区大力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因此，近些年在各地都相继出现了生态移民的踪影。截至2005年，锡林郭勒盟有9049户40250人告别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 曾经美丽富饶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成为生态移民。
解读生态移民的内涵
移民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古老话题，中国移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里。中国的移民大致可以简略地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先秦黄河中下游方向移民期；秦国统一至两宋时期从黄河中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由北向南的移民期；元明清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移民期及近代沿边多方向移民期。这些移民都属于生存移民，其目的是为了找到可以生存居住的地方，在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生存移民也很多，主要的两次是明朝以后至清朝末期，另一次是建国初期，这两次移民过程是大量的汉族人口迁移到草原上使农耕文明逐渐渗透到草原上，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的几次草原大开垦也与汉族人口的迁入有密切的关系。
生态移民和普通意义上的移民有所不同，它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加快脱贫步伐将农牧民迁移到生态与环境较好的地方，这是我国近年来所实施的生态保护策略之一。内蒙古生态移民的基本思路，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兼顾经济实力、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环境保护四个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实施围封转移战略，必须遵照三个原则：(1)迁出地已经恶劣到人们不可生存；(2)迁入地必须具备生存的条件，或者适于人类生存的条件；(3)迁移过程中移民从心理上、生活习惯上都应该能够适应一个转变过程。
新兴的“奶牛村”
锡林郭勒盟近几年由于实施“围封转移”战略，在各城镇边建立起了许多移民新村，这些新村以饲养奶牛而著称，因此又叫“奶牛村”。
奶牛村的村民大都是来自牧区的牧民，他们告别世代生活的草原，举家搬迁来到城镇边缘，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的生产。
移民新村实施统一建设规划，住房由国家补助和个人补贴，每户牧户集资2500元(正蓝旗桑根达来苏木)或者8000元(锡林浩特市)，其余费用由国家补贴，这样牧民可以分到2间砖瓦房(按户分配，不管每户有多少人)。
移民新村的生产活动主要饲养奶牛，牧民从牧区走进移民村后，告别了放牧，由个人出资(3000元)，国家贷款(15000元)，政府统一采购奶牛。新村的村民们每户一般有2~3头奶牛，也有仅有一头的，奶牛头数多的可以达到10头或者50头。
移民后，牧民原来的草地处理情况各地均有不同。在正蓝旗桑根达来苏木移民新村的村民，仍然拥有草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能够在原来的草场上居住和放养牲畜，但是可以进行打草。而在锡林浩特市，政府给他们很少的补贴，便把草地收归。
新村村民说“在这里生活没有以前好”
移民新村的村民们普遍反映“在这里生活没有以前好”。当然，这种感觉并非没有根据，他们充足的理由和亲身的体会让我们对他们的说法没有任何怀疑。
第一，生活空间狭窄了，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他们生活在牧区的时候，每家少说也有几百亩草地，而今，他们生活的空间仅有两间房子和一个棚圈，总共加起来不到一百平方米，在辽阔的草原上祖祖辈辈生活，他们在草原上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开阔、坦荡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与脾性，来到新村，自然会感觉到空间的狭小和生活的压抑，这种无形的束缚，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种折磨。
第二，生活环境嘈杂了。过去他们生活在牧场里，少则几百亩大则几千甚至上万亩草地中仅有一户人家，他们从事牧业生产，在宽阔的空间里只有牛马羊的欢歌而没有汽车、工厂带给他们的嘈杂。
第三，邻里关系难处了。在牧区，他们生活的空间大，一个家庭和另一个家庭之间的距离比较远，除了有牲畜侵犯边界偶尔会产生邻里矛盾之外，一般不会因生活琐事造成邻里关系的紧张。而来到新村之后，生活空间的急剧减小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两家虽没共处一室，但是共用一堵墙。邻里间的生产生活琐事由于“距离”的拉近，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为了避免冲突，他们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难怪很多人说自己过得累。
第四，生活节奏紧张了。在牧区，他们从事放牧生产，每天将牲畜(牛和羊为主)从圈里放出，牲畜自己就去吃草了，基本不需要人去管，牧场有网围栏，牲畜也不会走丢，而且到了晚上赶上头羊，它们自然就回到棚圈了。除了喂养简单之外，饲养的蒙古羊疾病少，防疫也简单。而如今养了奶牛，每天要给它们定时喂料、赶着牛去站上(挤奶站)挤奶，而且，奶牛比羊“娇气”，容易得病。总之，对于他们来说，养两头奶牛比养1000只羊累得多，他们不习惯这种生活节奏，很无奈。
第五，感觉生活开支大了。在牧区，他们的日常消耗主要来源于牲畜，比如燃烧的是羊砖，投资很小却永久可用的风力发电，吃的以肉食为主，花钱买蔬菜时候很少，廉价的砖茶和自己家挤得牛奶就能制作出营养丰富、味美可口的奶茶等等，习惯了自给自足的牧场生活的牧民如今进了城，这一进城不要紧，电费每月上了百，牛羊不能宰杀了，想吃还要买商品肉，燃料由粪变成煤，燃烧能量高了，钱也得出腰包了……
第六，吃得不如以前好。在牧区生活，他们每年可以宰杀自己的牲畜，富裕的牧户每个人拥有的羊肉量可达10只，每户宰杀一头牛，除此之外，牛奶以及奶食品也很多，除了自己消费，还可以把传统的、纯正的白食送给亲戚朋友、贵宾高客。再看新村的村民，他们没有了全部的羊，吃肉需到城里买，一掏腰包就心疼，只能买点蔬菜凑合着过。
第七，手紧没有余钱花。在牧区，他们每年都出售羊羔，生产投入比较少，每年都有结余。可是到了奶牛村，形势就大变样了。村民核算着卖奶钱勉强能够给奶牛买饲料的，这还得遇上好奶牛(当年下了犊，挤奶量每天在40斤以上)，一旦倒霉，遇上病牛、不下犊的或者产奶少的，眼看着钱往火坑里扔。
第八，村民有贷款，心理负担重。这些移民来到新村的时候，购买每头“黑白花”贷款15000元，他们在牧区，自给自足还有结余，而如今，刚进新村，就背上了欠债的包袱，他们心里总惦记贷款的事，因为移了几年大部分人没得钱挣，国家贷款要到期还不了贷款怎么办。
第九，生活困难，打工也难。这些人举家搬迁到城镇边缘，两三头奶牛一个人照顾是忙了些，但是为了生计，有些人准备去城镇打工，试过之后，才知打工难。他们大都来自牧区，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没有，汉语言也不太好，这样来到城里，也只能做些体力活。问题又随之出现，体力活城里没得干，即使干了活好多都不给钱，他们无奈，也不知怎么办。还有，即使有合适的工作，他们习惯了牧区自由自在的生活，来到城里被约束，有些不习惯，加上豪放的自然脾性，冲突事件常常发生。
第十，好客之情难以述表。蒙古人热情好客是公认的美德，在牧区，他们招待客人是有规矩的，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重，其中除了语言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通过饮食礼节来表达。如今，移到“奶牛村”的那些蒙古人，生产、饮食发生重大的变化，贵客登门，他们再也无法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礼节表达他们敬客的心意。
当然，新村的村民们不喜欢现在的生活，理由多多，他们眷恋家乡，思念曾经美好的家园，向往那里和谐安宁，怀念那里的祖祖辈辈留给他们的一切……
改变的背后
蒙古族牧民世世代代的从事牧业生产，在历史的冲击中，定居代替了游牧，给游牧文化带来了重大的创伤，但是，在蒙古人身上仍然可以找到传统游牧文化的踪影，因为他们是蒙古人，流着蒙古民族的血，虽然告别了游牧，可是仍然还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吃得是肉，喝的是奶和茶，在那片土地上可以去体味祖辈们的生活，品味祖先们留下来的传奇故事，尊崇祖先们的宗教信仰。
文化离不开生产生活，它是在生产生活中不断积累沉淀的产物，脱离开生产生活的文化要么被扭曲，要么就在沉默中消逝，远离曾经孕育他们的土地，作为历史的曾经或者神话，风俗与美德只能被传唱而无法世代传承。
草原游牧文化的产生、发展及传承与游牧生产、蒙古民族以及他们生活的大草原休戚相关。在近代历史的碰撞中，草原游牧文化不断的遭到冲击，但是，哪次冲击都没有像生态移民这样彻底。游牧变成定居，富有生态哲理的生产方式只能记载在历史的一页上，蒙古人虽然不能游牧了，但是，他们仍然在那片土地上从事着与他们的祖先相似的生产活动——畜牧业生产，离他们生活最近还是牛马羊和茫茫无际的草原，他们的生活、习俗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吃的仍然是肉，喝得仍然是奶和茶，信仰的仍然是“天”和“地”，他们沿袭着祖先的脚步，承载着祖先的文化在蹒跚。
如今，牧民变成了新村的村民，身份的改变表达了一切，他们虽然还向往大草原上奔马走将的生活，怀念饮酒吃肉的情趣，但是，这一切已经不能从头再来。他们的生产方式、生产对象彻底发生了改变，生活环境已经不再是草原，吃的、喝的、用的也被迫因为生产对象与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粗放的牧业生产被近似于精细的农业生产所代替，这种替代，是一种彻底的、无奈的代替，没有任何选择。这种改变不只是蒙古人生产、生活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在改变中不断受到冲击。
无法阻抑的冲击波
草原游牧文化千百年来在生活在大草原上的蒙古人中间世代传承，就像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经久不衰。生态移民工程改变了蒙古人的生活环境，这一过程和结果，剥离了蒙古人与大草原的关系，远离草原、远离放牧的蒙古人，是否能够一如既往地把草原游牧文化传承给他们的子孙，这将留给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
信仰找不到实体，图腾又成神话。信仰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支柱，是蒙古族人民千百年来与自然和谐的最具权威的法则，对“天”和“地”的崇拜和尊重，是草原游牧文化得以形成、发展的动力源泉。原始的蒙古人，用“山”、“水”和“木”来替代无形的“天”和“地”，把尊重“天”和“地”延展到对自然生灵的尊重和保护。而如今，牧民变成了村民，离开了祖先文化传播的自然环境——美丽富饶的草原，对“天”和“地”的崇敬又会加载到哪里，没有实体的信仰又怎么延续，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思考和质疑。
蒙古人敬天地的另一种表达就是祭祀山神——敖包。在他们生活的地方，不远就会有敖包，祭祀敖包是蒙古人非常隆重的事情，直至今天，那些蒙古“村民”都会坚定的说“祭祀敖包试探们永远都不会丢掉的事情”，然而，他们也会叹息的说，过去祭祀敖包非常隆重，每家都捐送牛羊，而现在，没了牛、没了羊，只能捐上点钱了，没有以前热闹隆重了，而且现在有些蒙古人居住的新村离原来生活的地方比较远，养奶牛也很忙，到了祭祀的时候，如果有时间还是会一家出个人参加的，如果实在脱不开身，也就不去了。就这样，一种信条，一种坚定的信条，将在这种无奈中不断遭到冲创，我们不敢肯定的说这一代会被冲创出什么结果，但可以推断的是，祭祀敖包的传统蒙古文化对于他们的后代来说也许只能成为传说。
马背民族——蒙古族，和马有着深厚的感情，马在蒙古族人的生产生活以及蒙古人创造辉煌历史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在奶牛村几乎看不到一匹马，“马上行国”的历史会因为马的消逝而中断，“马上行国”创造的游牧文化，是否也会因为马的消逝而逐渐远离蒙古人呢？
草原文化艺术，因为有草原而生，有草原而传唱，有草原而令人向往。勤劳勇敢的蒙古人与草原和谐相处，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草原文化艺术，在草原上每个蒙古人都是好歌手，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留有蒙古人的血脉，更重要的是茫茫草原与草原上驰骋的骏马赋予了他们深厚的情感，像著名歌唱家拉苏荣说，“长调是草原上的歌，是马背上的歌离开草原是找不到长调感觉的，如果只有坐在沙发上的感觉，没有骑在马背上的感觉，是体会不到长调意境的”。
总之，草原、河流、骏马、羊群、蒙古包、敖包、长调……共同构建了一个和谐的天堂，蒙古人曾经在这个天堂纵意驰骋奔翔，骏马驮带着马背民族的时代子孙，追赶着羊群游荡在锡林河畔，悠久的历史沉淀下无比灿烂的辉煌。如今的蒙古族移民，无奈的远离自己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地方，草原、河流、骏马、羊群、蒙古包、敖包只能化作曾经的记忆在心头思念回荡。他们，只有一个梦想，有那么一天回到生我养我的家乡。
历史留有我们的遐想
社会是不断进步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阻抑的历史潮流。在中国北方广阔的草原大地上，以牧业生产为主的民族——蒙古民族，以及他们千百年来创造的草原文化正在遭受新的挑战。草原退化、土地沙化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一历史责任并不能全部归罪给我们勤劳勇敢的蒙古人。
保护传统游牧文化势在必行，这不但是科学家们的呼唤，更是蒙古民族的呼唤。一种文化的保护，不仅仅是作为历史的记载，永远陈列在博物馆里，让后代子孙瞻仰、感叹。草原游牧文化来自生产、生活，是保护草原的最好法则，我们不但要保护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发挥民族文化对保护内蒙古大草原的积极作用，让这样悠久而又优秀的文化不断地在蒙古民族的血统里、在大草原上传承和发展。
Changing
Inner Mongolia: Pastoral Mongolian Society and the Chinese State (Oxford
Studie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