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每月专项维稳费5千万
中共对蒙古人的压迫正在加深加重
2010-10-16
南蒙古时事评论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抽调
315名厅级干部和
21320名干部深入基层，集中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今年以来，全区用于化解社会矛盾的资金已超过3亿元。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区综治委副主任邢云介绍说，自治区党委把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特别是组织开展社会矛盾化解专项行动作为今年维稳的首要任务来抓，量化了工作目标，分别制定了4个工作方案，并相应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负责推进。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组成四个督查组督导治安排查整治工作，全区共排查发现重点地区588个，现已整治367个，挂牌整治15个。在乡镇、苏木和村、嘎查 建立起综治维稳工作中心和工作站，由司法所牵头，组织人民调解员、维稳信息员队伍，做好民族矛盾和民间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由公安派出所牵头，组织群防群治 人员、治安信息员做好治安防控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层层签订了维稳、综治、信访工作责任书，把三项重点工作细化分解，纳入责任目标。自治区党委把维护稳定工作在干部实绩考核中的权重由6%提高 到16.7%。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信访联席办建立了党政主要领导约谈制度。各级各部门通过层层强化领导、层层分解任务、层层落实责任，把各方面力量都动员 起来共同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
通过前一阶段的推动，全区三项重点工作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社会矛盾问题的底数基本摸清，取得了初步成效。
内蒙古每月维稳费5千万。一年维稳费就是6亿元。内蒙古人口只有2413.73万。全国的人口在13多亿，是内蒙古的人口的约60倍。那么，全国每年的维稳费大约360亿元。
这是一个保守估计。因为，上述维稳费，是专项费用开支。不包括日常开支的维稳费。日常的维稳费用，包括安全部的特务的办案费用，公安部的国保大队，国保中队的办案费用，等等。这些日常费用，起码是上述专项维稳费用的几十倍！
可以预测，随着中共对内蒙古蒙古人的压迫和剥削加深加重，中共的维稳费用将会快速增加。维稳费用，是压垮中共政权的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共政权的财政危机即将来临。
中国的“维稳费”超过军费、教育费、医疗费
中国是世界上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国家，也是出现社会动荡可能性最大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投入维稳成本最多的国家之一。
2009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微妙变化，“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这并不是地方领导挂在嘴边的一个空洞的口号，已经确确实实表现在政府的行动中。
从2009年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来看，许多地区的公共安全支出均超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环保、科技创新、保障性住房支出。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维 稳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直接关系人民福祉的事业。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而社会保障中的就业补助、 国企破产补助、养老医疗保险系统维护、社会救济等11个福利项目经费加起来才5040万元。
据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已经接近军费的5321亿元。并且，公共安全支出成为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
健全、庞大的维稳机制也在形成。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群众工作室、维稳信息中 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也建到了街道办。“综治维稳进民企”，目前已在全国普遍推开，企业内部也设立了维稳办公室，由董事长亲自挂帅。
我们需要反思：能够长久地承受得住如此高昂的维稳成本吗？购买全方位监控系统器材，组建快速反应车队，扩充维稳人员编制，全天候、多对一的监视，无一不需花费大量金钱。
中国权力结构对社会进步的阻挡愈演愈烈。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财富过度集中，国富民穷，国进民退，使社会分配极度不 公，贫富悬殊加深，社会矛盾尖锐化，社会保障不足，内需拉不起，经济无法转型；第二，权力腐化不仅无法阻遏，且遍及全部权力机构和权力家族，卖官鬻爵，什 么都是钱权交易，进而渗入到社会细胞，败坏社会道德和人性；第三，权力压制自由和人权己到了蛮不讲法讲理的地步，完全无视国际公义呼喊和各国政府的谴责。
中国的迫迁、上访、人权侵蚀、警权膨胀、司法堕落，弱势群体求助无门等等泛滥成灾。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谈论至今，每次人大都被记者提起。今年两会期间，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透露，今年中纪委第十七届五次全 会正式将官员财产申报搁置，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可见整个最高权力中心根本无意推行阳光政策，让官员财产数目公开袒露在公众面前。
据今年三月六日《明报》报导，中国今年用于国内保安的预算高达五千一百四十亿元人民币，此数字是从政府财政报告中计算出来。该报导说，去年中央财政支出用 于公安部分为一千二百八十七亿元，超出预算百分之十点九，较上年大增百分之四十七点五，加上地方支出，全国用于公安的支出达四千七百二十亿元，今年再增百 分之八点九，便是五千一百四十亿元。查阅三月十六日正式公布的《二○○九年预算执行与二○一○年预算报告》，去年国防支出四千八百二十九点八五亿元，今年 国防预算五千一百九十点八二亿元，那末，今年的公安预算比去年军费更高，与今年军费几乎相等。《南方周末》也报导：中国去年投入「维稳」的人力、物力都比 二○○八年更多，这对地方财政构成愈来愈大的压力，光是辽宁一省，去年维稳费便是二百二十三亿人民币。
目前全国约有二千万公安和一百万武警，为了调度方便，武警已加强信息化。其实，除了预算中明列的公安费用之外，还有网络封锁、舆论控制等费用也该归入维稳开支。
反观中央用于教育支出，去年仅一千九百八十一点三九亿，今年为二千一百五十九点九亿；医疗卫生支出，去年仅一千二百七十七点一四亿，今年为一千三百八十九点一八亿，同维稳费相比，显得多么可怜！
今年中国维稳费用5140亿人民币，持平于军费预算。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在这个视人民如大敌的国家里，13亿人民的力量已经抵过了全球所有军备力量对其的冲击！ 那么，我们还有理由觉得自己渺小吗？还有什么是无法实现的吗？！
中国维稳成本敲响警钟
中国政府正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社会稳定，并构建一个极为昂贵的国内安全体系，以至于部分专家和官员称，该体系抽走了其它领域所需的资金，从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任何可能威胁执政党统治之事，当局都力求扼杀在萌芽状态，包括一些听起来很小的事情，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去年维稳费用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直逼5,320亿元的国防预算。
报告指出，在这种维稳模式下，威胁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一直被回避或拖延解决，这让社会崩溃的代价变得越来越沉重，当前的维稳模式已经无法持续。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问题研究员比奎林（Nicholas Bequelin）在电话中说道，中国为维稳调动的资源“极其庞大”，却陷入“越是维稳就越需要维稳”的恶性循环。
当前模式还能维持多久？
这种维稳模式现在还能奏效。但许多人质疑，这种方式还能持续多久？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即将于本周五召开，北京街头已经提高了维稳行动的级别。中央最高领导层将利用此次会议研究制定“十二五”计划，规划重点就是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
目前，中国的一党制模式和经济增长还能避免下层民众向当局发出重大挑战，公众对其经济及社会地位的提高仍觉得足够满意。但中国一些专家和官员担忧，展望未来，尤其是当经济和国民收入增长转弱时，情况可能就有所不同了。
他们表示，几届领导人“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模式制造了一个成本高昂的“稳定”幻象，有朝一日这个国家可能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专家于建嵘在近期北京一次讲座中就指出，这种维稳模式成本过于巨大，已经发展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将来可能会发生地方层面的更多动荡。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区综治委副主任邢云介绍说，自治区党委把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特别是组织开展社会矛盾化解专项行动作为今年维稳的首要任务来抓，量化了工作目标，分别制定了4个工作方案，并相应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负责推进。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组成四个督查组督导治安排查整治工作，全区共排查发现重点地区588个，现已整治367个，挂牌整治15个。在乡镇、苏木和村、嘎查 建立起综治维稳工作中心和工作站，由司法所牵头，组织人民调解员、维稳信息员队伍，做好民族矛盾和民间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由公安派出所牵头，组织群防群治 人员、治安信息员做好治安防控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层层签订了维稳、综治、信访工作责任书，把三项重点工作细化分解，纳入责任目标。自治区党委把维护稳定工作在干部实绩考核中的权重由6%提高 到16.7%。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信访联席办建立了党政主要领导约谈制度。各级各部门通过层层强化领导、层层分解任务、层层落实责任，把各方面力量都动员 起来共同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
通过前一阶段的推动，全区三项重点工作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社会矛盾问题的底数基本摸清，取得了初步成效。
内蒙古每月维稳费5千万。一年维稳费就是6亿元。内蒙古人口只有2413.73万。全国的人口在13多亿，是内蒙古的人口的约60倍。那么，全国每年的维稳费大约360亿元。
这是一个保守估计。因为，上述维稳费，是专项费用开支。不包括日常开支的维稳费。日常的维稳费用，包括安全部的特务的办案费用，公安部的国保大队，国保中队的办案费用，等等。这些日常费用，起码是上述专项维稳费用的几十倍！
可以预测，随着中共对内蒙古蒙古人的压迫和剥削加深加重，中共的维稳费用将会快速增加。维稳费用，是压垮中共政权的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共政权的财政危机即将来临。
中国的“维稳费”超过军费、教育费、医疗费
中国是世界上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国家，也是出现社会动荡可能性最大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投入维稳成本最多的国家之一。
2009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微妙变化，“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这并不是地方领导挂在嘴边的一个空洞的口号，已经确确实实表现在政府的行动中。
从2009年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来看，许多地区的公共安全支出均超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环保、科技创新、保障性住房支出。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维 稳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直接关系人民福祉的事业。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而社会保障中的就业补助、 国企破产补助、养老医疗保险系统维护、社会救济等11个福利项目经费加起来才5040万元。
据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已经接近军费的5321亿元。并且，公共安全支出成为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
健全、庞大的维稳机制也在形成。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群众工作室、维稳信息中 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也建到了街道办。“综治维稳进民企”，目前已在全国普遍推开，企业内部也设立了维稳办公室，由董事长亲自挂帅。
我们需要反思：能够长久地承受得住如此高昂的维稳成本吗？购买全方位监控系统器材，组建快速反应车队，扩充维稳人员编制，全天候、多对一的监视，无一不需花费大量金钱。
中国权力结构对社会进步的阻挡愈演愈烈。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财富过度集中，国富民穷，国进民退，使社会分配极度不 公，贫富悬殊加深，社会矛盾尖锐化，社会保障不足，内需拉不起，经济无法转型；第二，权力腐化不仅无法阻遏，且遍及全部权力机构和权力家族，卖官鬻爵，什 么都是钱权交易，进而渗入到社会细胞，败坏社会道德和人性；第三，权力压制自由和人权己到了蛮不讲法讲理的地步，完全无视国际公义呼喊和各国政府的谴责。
中国的迫迁、上访、人权侵蚀、警权膨胀、司法堕落，弱势群体求助无门等等泛滥成灾。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谈论至今，每次人大都被记者提起。今年两会期间，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透露，今年中纪委第十七届五次全 会正式将官员财产申报搁置，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可见整个最高权力中心根本无意推行阳光政策，让官员财产数目公开袒露在公众面前。
据今年三月六日《明报》报导，中国今年用于国内保安的预算高达五千一百四十亿元人民币，此数字是从政府财政报告中计算出来。该报导说，去年中央财政支出用 于公安部分为一千二百八十七亿元，超出预算百分之十点九，较上年大增百分之四十七点五，加上地方支出，全国用于公安的支出达四千七百二十亿元，今年再增百 分之八点九，便是五千一百四十亿元。查阅三月十六日正式公布的《二○○九年预算执行与二○一○年预算报告》，去年国防支出四千八百二十九点八五亿元，今年 国防预算五千一百九十点八二亿元，那末，今年的公安预算比去年军费更高，与今年军费几乎相等。《南方周末》也报导：中国去年投入「维稳」的人力、物力都比 二○○八年更多，这对地方财政构成愈来愈大的压力，光是辽宁一省，去年维稳费便是二百二十三亿人民币。
目前全国约有二千万公安和一百万武警，为了调度方便，武警已加强信息化。其实，除了预算中明列的公安费用之外，还有网络封锁、舆论控制等费用也该归入维稳开支。
反观中央用于教育支出，去年仅一千九百八十一点三九亿，今年为二千一百五十九点九亿；医疗卫生支出，去年仅一千二百七十七点一四亿，今年为一千三百八十九点一八亿，同维稳费相比，显得多么可怜！
今年中国维稳费用5140亿人民币，持平于军费预算。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在这个视人民如大敌的国家里，13亿人民的力量已经抵过了全球所有军备力量对其的冲击！ 那么，我们还有理由觉得自己渺小吗？还有什么是无法实现的吗？！
中国维稳成本敲响警钟
中国政府正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社会稳定，并构建一个极为昂贵的国内安全体系，以至于部分专家和官员称，该体系抽走了其它领域所需的资金，从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任何可能威胁执政党统治之事，当局都力求扼杀在萌芽状态，包括一些听起来很小的事情，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去年维稳费用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直逼5,320亿元的国防预算。
报告指出，在这种维稳模式下，威胁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一直被回避或拖延解决，这让社会崩溃的代价变得越来越沉重，当前的维稳模式已经无法持续。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问题研究员比奎林（Nicholas Bequelin）在电话中说道，中国为维稳调动的资源“极其庞大”，却陷入“越是维稳就越需要维稳”的恶性循环。
当前模式还能维持多久？
这种维稳模式现在还能奏效。但许多人质疑，这种方式还能持续多久？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即将于本周五召开，北京街头已经提高了维稳行动的级别。中央最高领导层将利用此次会议研究制定“十二五”计划，规划重点就是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
目前，中国的一党制模式和经济增长还能避免下层民众向当局发出重大挑战，公众对其经济及社会地位的提高仍觉得足够满意。但中国一些专家和官员担忧，展望未来，尤其是当经济和国民收入增长转弱时，情况可能就有所不同了。
他们表示，几届领导人“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模式制造了一个成本高昂的“稳定”幻象，有朝一日这个国家可能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专家于建嵘在近期北京一次讲座中就指出，这种维稳模式成本过于巨大，已经发展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将来可能会发生地方层面的更多动荡。
Changing
Inner Mongolia: Pastoral Mongolian Society and the Chinese State (Oxford
Studie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