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内蒙古独立」势力真相
 
香港《前哨》杂志七月号
2011年929
田牧
 
 
 今年五月,内蒙古又出事了!

西乌旗一牧民莫日根因抗议运煤车穿过传统草场,被汉人李林东、卢向东驾驶的运煤卡车碾死,并将其躯体拖出一百五十余米远,肇事者逃离现场。目前两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逮捕。

此事近日引起蒙族牧民、学生持续不断的抗议和示威,且声势不断扩大和蔓延,有海外媒体刊文称:「内蒙示威抗议活动升级,『蒙独』势力浮出水面」,也有媒体直指:「『蒙独』势力海外遥相呼应」。

对汉人来说,原本已经陷入了「藏独」、「疆独」困扰,如今又频添了一个「蒙独」新烦恼。有报导甚至耸人听闻地指出:「中国现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民族事务无小事,牧民的生存环境得不到保护,蒙汉冲突随时会引爆火药桶,一旦『藏独』、『疆独』和『蒙独』三股势力合流,局面将一发不可收拾。」

这突兀的事件,摆在了世人面前一连串的疑问:谁是浮出水面的「蒙独」势力,是哪些海外组织和人?「蒙独」势力是如何形成的?海外「蒙独」势力是否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关于这些疑问,笔者与居住在德国的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有过一次畅谈,于是写下此文

从《敕勒歌》说起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是一首鲜卑语的牧歌,蒙古族是由鲜卑族的一支发展而来,所以《敕勒歌》被蒙族视为是祖先留下的咏唱,在蓝天白云下,在绿茵茵的大草原上,代代传唱至今。

人们常说:诗中有物有情有声有画。对我来说,《敕勒歌》传递的是一幅美妙的三维画卷,在我的意识中流淌:天高云淡,广袤的大草原,与天穹相连;清馨的青草味儿,沁人肺腑;天际中幽幽回荡着声声牧歌;小伙子骑着枣红马,领引着簇簇羊群,是云游?还是放牧?

然而老席却不无伤感地说道:今日的内蒙古,蓝天白云不见了,茵茵大草原被吞噬了,我们是游牧民族,马背上的民族,马没了,羊没了,我们美丽的大草原,只能留在了《敕勒歌》里,成了历史的绝唱。

围绕着本次内蒙的抗议示威,老席分析道:从事件表面上看,似乎只是蒙族牧民与汉人开矿方之间的冲突,深层原因其实是蒙族人的生存危机,以及蒙族的文化危机。达赖喇嘛说「共产党对少数民族进行的文化上的种族灭绝」。我们蒙古是游牧民族、草原民族。你把草原破坏了,剥夺了,我放牛、放羊放不成了,这不是在挖我们的根儿,刨我们的祖坟吗?

老席一再强调:牧民「已经被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共产党不是强调,「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吗」?本次蒙族牧民、学生就是一次争取生存权的抗争,我们这些人不支持、不声援,谁又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这与「蒙独」无关,外界不要刻意联想、挂钩!

根据「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报导:本次内蒙爆发的示威抗议,在古锡林浩特地区,已经有大约四十名大学生和牧民被逮捕。

这些是不是外界所指的「蒙独」势力海外遥相呼应?

席海明回忆道:恰好是三十年前,内蒙古也爆发了一次「学生运动」,规模空前,中共当局就扬言说:有海外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我是当年「学生运动」的总指挥,我们倒是期望有外国人介入,事实完全是「莫须有」。

被中共视为「蒙独」势力
老席在「八九民运」后流亡海外。在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中,内蒙古大学生也走上街头。学生们慕名找到了当年的学运领袖席海明,结果他再次被当局关注,成了内蒙「八九学运」的幕后人,警察全天候地监视跟踪他,在这恶劣的环境下,老席选择了流亡海外。

上世纪九十年代,老席与他的蒙族同仁在美国正式注册组党,中文名称为:内蒙古人民党,简称「内人党」;蒙古文为:Ovor Mongoliin Ardiin Nam,简称 Ovor Ardiin Nam;英文名称为: Inner Mongolian People's Party,简称 IMPP。党的纲领是:坚持民主、和平的原则,结束中共在内蒙古的殖民统治。最终目标:实现内蒙古的独立。近期目标:在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与中国的邦联式联邦。本党在为实现上述目标进行斗争的同时,把捍卫和改善内蒙古的人权状况作为本党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此,「内人党」又在美国纽约设立了「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

自此,「内蒙古人民党」的火种在世界各地燃起,在许多国家均设有分支部。这些就是中共所指的「蒙独」分裂势力。在中共当局的记录中,「内人党」的主要骨干是由当年内蒙古大学的学生组成,是八十年代「蒙是主,汉是客」的民族分裂分子。显然老席成了中共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被列入中共海外「蒙独」分裂分子的黑名单之首。

应该说「蒙独」势力早已进入中共当局视线,甚至还波及到老席的前妻陶丽。尽管陶丽女士与老席已经分居、离异,但她同样受到中国政府的歧视。陶丽女士多次回国,均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和驱赶。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陶丽第一次回国,看望患晚期癌症的父亲,在海关被拒绝入境,陶女士欲闯关,遭到二十多个警察围堵。德国领事馆派官员赶来协助交涉,无果。警察将陶女士直接送上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并将她绑在座位上。汉莎公司乘务员提出抗议,航空公司不能违背旅客本人的意愿。中国警方威胁,不将此人带走,此航班也不能启航。时值圣诞节前夕,考虑到飞机上德国旅客欲早日回家过节,陶丽女士最终妥协。

一九九九年七月,陶丽再次回国,仍然遭到拒绝入境,陶丽需要海关警察给个理由,警察告知是因为她的反政府行为,陶丽要求官方拿出她反政府行为的证据,警察的回答是:「证据就在你家里!」指的自然是席海明。

成吉思汗的后人
席海明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又是如何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呢?

席海明出生于一九五六年,蒙古名是:特木其乐吐,内蒙古奈曼旗人。

奈曼旗源于奈曼部,最早称「乃蛮」。「奈曼」蒙语意为「八」。十七世纪初,成吉思汗十九世孙额森伟征以奈曼为部号,后金时,奈曼部归顺,皇帝赐授额森伟征后人扎萨克多罗达尔汉以郡王爵位,世袭罔替。从此共经十六任郡王,统治奈曼三百余年。席海明的外公额热博罗桑,就属于这一支成吉思汗的后人,他善于骑射,彪悍威武,在禁卫军任职,被誉为东奈曼旗第一勇士。一九四七年,乌兰夫代表中共筹建内蒙古自治政府,大部分内蒙的旧贵族均参与新政权工作,额热博罗桑参与了奈曼旗自治政府的工作。同年。林彪的「四野」一支纵队进驻内蒙后,额热博罗桑被误杀。所以在朋友圈中,席海明常被朋友们戏称「王爷」。

席海明的父亲席文举,蒙名是毕勒昆达赖,毕业于当时日本人办的学院,早年加入中共。中共建政初期,一度在内蒙古任旗长,后进入人民大学继续学习,毕业后在人民日报社担任记者。一九五九年,著名诗人郭小川在作协党组副书记任上,被与彭德怀反党集团挂钩,打成反党分子。六十年代初郭小川恢复工作,但离开作家协会,到人民日报当了一名记者。不久郭小川被派往内蒙、东北考察,需要一位了解内蒙的记者随行。席文举是当年人民日报唯一的蒙古族记者,便被指派与郭小川同行。也就在此次内蒙古一行的考察中,席文举被中共「蒙古王」乌兰夫相中,将他调回内蒙古,任内蒙古日报主编。

前些天,老席激动地告诉我:六月三日,呼和浩特市二中上百名中学生也走上了街头,这是我的母校。席海明毕业于呼和浩特市二中,当年这是一所内蒙古的干部子弟学校,乌兰夫的两个小女儿云丽珠、云秀梅也毕业于该校。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时,席海明考入内蒙大学历史系。大学时期,席海明倡议成立蒙族学生会,被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校长巴图阻止,后经校方批准,同意成立内蒙大学学生会民族工作部,席海明是首任部长。

一九八一年,中央有个二十八号文件,传达后却引发了为期七十余天的学生运动,席海明就是当年的学生领袖。

「内人党」冤案群情激愤
蒙汉民族的矛盾由来已久,二十八号文件首先触及了一件历史冤案,即:「文革」初期的「内人党」大清洗。

「文革」初期,北京军区副司令滕海清被派往内蒙主政。藤是老红军,是中共军队的著名战将之一,从井冈山、延安,一路转战南北。滕曾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军军长。中共建政后,滕曾任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等职。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滕海清是军人,满脑子的敌情。他一到内蒙,就着手搞阶级斗争。不见明枪明刀的敌人,就从人群中挖敌人。按照滕海清说法:「『内人党』在一九四七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后停止了活动,以后就潜伏下来,转入地下,成为乌兰夫的暗党。」这就是藤认为的新形势下的敌人。

历史上确实有过「内人党」。一九二五年,国民党委派内蒙古党务特派员喀喇沁人白云梯,组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由中共北方区书记李大钊赞助支持,共产国际派员指导,「内人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早期的「内人党」有过「内外蒙合并」的意图。一九四七年中共委派乌兰夫主持东西部统一的内蒙古自治政府。作为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主义政党,「内人党」到此停止活动。「内人党」中的一部分,跟随乌兰夫加入中共,历史上的「内人党」就此结束。

一九六八年起,在滕海清的领导下,内蒙古打响了清查「内人党」运动,又从老「内人党」扩大到新生代「内人党」。这雪球越滚越大,滕向康生请示。康生火上添油道:「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这下滕更来劲了,扬言:「搞革命不怕担风险。挖『内人党』只要百分之三十是真的就继续挖,挖错了将来再来平反。挖十个有一个是真的,九个是假的,也是了不起的成绩!」

据中共自己统计,这场清查「内人党」运动,牵连诬陷迫害的人高达三十四点六万人,迫害致死的高达一点一六万人。可是民间统计的数据,远远超过数倍。在这场劫难中,席海明的祖父道日吉也被打成「内人党」,被迫害致死。

老席告诉我:内蒙古仅剩二百万蒙族人,汉人在内蒙古是蒙族人的九倍,几乎有百分之二十的蒙古人蒙冤受迫害,这不是明摆着搞种族灭绝嘛!八十年代初期,内蒙古蒙族各界三番五次投书中央,及至万人联名,请求中央依法惩办滕海清等人。中央不仅置之不理,而且在中央下达的二十八号文件中,还出现了「民族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各民族比较满意」等溢美之词。这是该年爆发内蒙古学生运动的第一根导火索。

中央二十八号文件
其时,周惠主政内蒙古。周是「三八」式老干部,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讲真话,被彭德怀冤案株连受到批判,事后被降职处理。「文革」中,周惠遭迫害,直到一九七七年平反,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一九七八年十月,他调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兼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同年担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周惠接到中央通知,赴北京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内蒙古政治、经济两方面的问题」。会议由胡耀邦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万里、习仲勋、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姚依林,列席的有乌兰夫、杨静仁、冯文彬、邓力群、朱穆之。此次会议后,中央书记处形成了讨论意见,即:《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纪要》,并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以中央二十八号文件下发。文件精神是给内蒙古政府工作做了八条指示。其实质是「双为主」和「双照顾」,既要照顾主体二百万蒙族,又要照顾一千六百万汉族。至于一些汉族自动移民内蒙古(官方称「盲流」),还得继续接纳安置。该文件的提法与一九八〇年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大相径庭。

一九八〇年,胡耀邦深入藏区考察,看到文革后的西藏满目疮痍,震动很大,决定调整西藏政策。三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产生《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即一九八〇年中央的三十一号文件。纪要的主要内容是: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农牧区负担,其中包括大量撤回汉族干部,以及「严格控制各类人员自行流入西藏」的指示。

蒙汉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体现在少数族裔得不到真正保护,造成了民族风俗、民族文化、牧区自然环境、民族经济等受到严重破坏的综合症,本质上就是民族自治政策得不到真正落实。关于什么是民族自治?乌兰夫有过一段概述:「我们讲全面落实和推进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基本问题有两个,一个叫民族化,一个叫自治权。民族化是行使自治权利的必要条件。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应当以实行自治的民族人员为主。我们说的民族区域自治,这「民族」是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这「区域」以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为基础;这「自治」,是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的自治。」

事实上,中共建政以来,这一民族自治政策从来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和执行。

中央二十八号文件,即刻引起蒙族学生、官员的反弹,旋即在内蒙古全境出现了中共执政后首度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抗议。

三十年前的内蒙学生运动
老席回忆道:当年九月五日,内蒙古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传达二十八号文件,汉族学生听了传达后,事不关己,无动于衷;但蒙族学生听了传达后,群情激愤,议论纷纷:「内蒙古的汉人已经是蒙人的九倍,文件说『盲流』不能堵,这不是鼓励向内蒙移民吗?」「为什么蒙古人的自治区非要汉人来当第一把手?滕海清、郑维山、尤太忠、周惠,哪个不是汉人!」等等。同时有人指出:在内蒙古,每建工矿企业,都由外地配备汉族职工。但周惠的汇报,把主要是汉族职工队伍的形成,说成是各民族职工队伍初步形成,来隐瞒民族问题;内蒙有高等院校十五所,但周惠却回避不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几十年了,用蒙古语文为主授课的大学一所也没有;内蒙古不是蒙古民族自治,而是由汉族治理蒙古民族。二十八号文件直接触发了当年内蒙古的学生运动。

内蒙古大学成了呼市乃至全内蒙大专院校的旗帜,内蒙古大学学生会民族部部长、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席海明被推选为首席代表。

九月十日上午,内蒙古大学席海明等十人团到自治区党委请愿,请周惠去学校解释二十八号文件。九月十二日,各大院校蒙生两千余人聚集在新华广场,席海明、白燎原(蒙名忒木尔)等在集会上演讲,然后游行示威。九月十五日后,各大院校学生轮番来区党委,定要与周惠对话。其间秘书长宝音图多次出来,做学生的疏导工作。学生表示「周惠不见,我们就天天来」,于是就这样僵持下去。这场学生运动也得到了蒙族市民,以及一批蒙族干部的支持。

老席感慨地回忆道:我非常赞同谭嗣同的观点,「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我当时已经做好了杀头、入狱的思想准备。

要平息事态,必须有人出面,内蒙自治区党委把难题交给了内蒙古大学党委。遵照上级指示,内大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列席。会上,校方一再劝告学生,要按照正常管道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不要扩大事态,一意孤行。学生们则一再要求内蒙党委兑现诺言,否定「闹事说」。

学生运动就这样持续了七十余天,最终中央再次下发有关文件,总书记胡耀邦也讲了话:「不追究学生领袖责任」。对一些民愤强烈的问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作了补充规定,加以弥补,譬如:采取措施解决汉族的「盲流」问题、继续清理审查「内人党」的刽子手等,但是滕海清依然受到中央保护,谁也奈何不了此人。席海明领导的学运,选择了妥协、沉默,学生运动就此结束。

学生运动是结束了,尽管有胡耀邦「不追究学生领袖」的指示,但老席还是遭遇了中共当局的清算,校方要求他,必须承认错误才给以出路,分配工作。席海明的父亲是老干部,自然站在党的立场上修理儿子,不承认错误不给回家,倔强的席去同学家借宿,警察就找同学家长谈话。很长一段时间,席海明只能与乞丐为伍,夜宿火车站,乞食为生。

老席骨子里就没有妥协过,他三十年来的足迹,足以让世人来评说!

也说「独派」分裂势力
「独」和「统」是一对矛盾,为什么一提「独」就感冒,一说「统」就欢呼?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同处地球村,分分合合是常事,更何况「独」也好,「统」也好,都必须经过法律程序,停留在嘴上的「独」和「统」,有什么法律依据和效应呢?又何必如此大惊小怪呢?

在西方生活久了,实际上对民族矛盾中的「独立」一说,已经习以为常。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来说,个人、族群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观点只是思想范畴,而实现途径却需要纳入国家法律途径。所以不能歧视思想者,更不能为此圈划论定敌对势力。

各国都有闹「独立」的族群,日本的琉球群岛(原来的琉球国);法国的科西嘉;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北爱尔兰;印度的尼西亚亚齐省;美国的新墨西哥州、佛蒙特州等。少数民族闹独立,说明民族关系出现了裂痕,国家主体民族伤害了少数民族的利益,政府有责任和义务采取积极措施,解决少数民族的困难,弥补这种裂痕。譬如:日本政府是使用长期巨额补助,换取琉球群岛的人心,以积极措施赢得人心,换来了稳定共处的大环境。

中国出现「藏独」、「疆独」、「蒙独」,缘于民族自治政策长期不能真正落实,图有虚表,从而使得这些民族的政治、文化、民俗、民族经济、区域环境等遭受到严重的伤害和破坏。就以内蒙古为例,大批的汉人涌入,蒙族的民风、民俗、文化、环境受到冲击,同时将汉族的经济发展模式,强加于蒙人民族经济之上,「农进牧退」,造成了「沙进人退」;甚至恣意开发矿产,开拓城市区域,造成大草原被蚕食、萎缩,使蒙人千百年传统的牧民经济遭到倾覆性破坏。所有这些,均与民族自治政策背道而驰,并带来了恶果。

停留在人们嘴上的「独立」说,应该理解为是情绪宣泄,实质是这些人对制度、政策中的弊病不满,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问题。

显然,要思考和解决这些尖锐的民族矛盾,中共政府应该引起自身反省。首先是中共的制度性缺陷,其次是长期政策执行的失误。对于民族自治政策得不到真正落实,乌兰夫、十世班禅生前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但始终未能换来中共政权的重视。

以笔者看来,无论出现什么「独派」势力,问题的关键不在「独」,而在于制度,在于行之有效的政策,在于真正的尊重民族自治,在于赢得少数族裔的民心。日本的琉球群岛,加拿大的魁北克等都没有「独」出去,可见制度是民族和谐的关键,是民族和谐的保障。

「二元主体」说
老席对我说:「独」是手段,是过程,是迫使中共政府纠正对内蒙古的错误政策,既然蒙汉民族在一个帐篷下生活,互利共存才是目标。所以内蒙古人民党最近提出新思维:「二元主体」理论,即:蒙人和汉人,互利共存,平等双赢。

他提醒世人,不要刻意以「独」来说事,更不要妖魔化少数族裔维护生存权的权利和抗议示威。

有识之士提出警示:中共对付国内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已经公式化了:一是指责幕后有人操纵,二是渲染海外敌对势力渗透、参与,一旦控制不住局面,为采取镇压行动埋好伏笔。此次内蒙发生的示威抗议,有人刻意将此与「蒙独」紧密挂钩,是否同样是一种布局?

让我们静观事态的发展